但是即使是全国人大自己制定的《立法法》，其中涉及委员长会议职权的，笔者认为最好也不要超越《全国人大组织法》第25条的规定，虽然它们属于同一法律位阶，但《立法法》的重点是立法方面的规定，而《全国人大组织法》重点规范的是全国人大的组织，在委员长会议的职能这一问题上，《全国人大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应具有更大的权威性。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的是国务院颁行的此类通知在法律体系的位阶上究竟是属于行政法规抑或规范性文件？这一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议，有的学术机构就将国务院的通知等同于行政法规[10]。政府仅凭一纸红头文件就规定免费通行，也有违行政许可法上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
以2012年铁路春运数据来看，在40天春运时间内，铁路共发送旅客超过2.35亿人次，平均每天近600万人次通过火车出行[6]。正所谓最需要照顾的人却被排除享受公共政策的红利。但在具体制定相应规定的时候，绝非如此简单，引发难题的原因就是上位法并不能提供解决问题方案，一个在形式上无论是多么无瑕疵的法律，若不能科学、有效解决问题，那么势必会影响对它的整体评价。[2]在本文中弃用行政行为的概念，而改用行政决策绝不是为了追赶用语的时髦。【注释】[1]在后文中，若没有特别的交待，《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一律简称为《通知》。
如何回应广泛存在的行政裁量和利益的多元化？这已经成为行政法学必须严肃对待的时代命题。重大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的政策是试图在政府公共服务职责与公民财产安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即对有限的公共资源（即高速公路）进行分配的行为，这种平衡和分配将影响到有国有路桥公司的利益、民营企业的利益、有车族的利益、无车族的利益，以及其他很多相关人的利益。[26]简言之，规范宪法学的谋略是秩序确认和规范分离，高举人权条款，为公权力划界，淡化和漠视宪法中的异己成分，以虚化政党的作法逼近规范宪法的坦途。
质言之，政治宪法学认为，政党的现代化决断是我国走向规范宪法时代的关键，而宪法学的使命在于揭示这一点。我国未来的宪法学研究应充分运用规范分析的方法，拓展视界，聚焦政党现象，围绕政党、国家和公民的三元结构，构建党在宪法下的政党宪法学。[52]这一解读将三种理论置于我国宪法实施的语境之中，揭示了三者的共同面向—我国宪法，因而区别于其他一些凸现差异和对立的评论，隐含着一种共识性的解读。[39]在塑造总决断者的神庙后，政治宪法学立即将执政党安置其中，并进而据此批评规范宪法学错把制宪权的经常性代表视为宪定权或人民的普通代表，企图用宪法规范来衡量、约束其行为。
规范主义的策略是树起人权神，放逐宪法中的异己力量，谋求对公权力和政治实力的宪法规制。强世功：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中外法学》2009年第12期。
[15]质言之，规范主义的谋略是退一步进两步的特洛伊木马：承认实定法秩序，导人规范价值，驯服公权力。宪法社会学则径直将二者等同。[32]然则，对于我国的宪法制定权力，规范宪法学未置一辞，[33]政治宪法学随之产生，并以找寻这种力为职志。[13]规范宪法学从属于规范主义的阵营，延续了规范主义的方法与谋略[14]但方法与谋略服务于最终的价值。
[14]前注〔5〕，林来梵文。对此，规范宪法学巧妙地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转换为违宪审查权，认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审查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以化解自我审查的困境。在制宪权的功能问题上，规范宪法学和政治宪法学十分合拍。于庶民而言，这种力是显然异见的，但政治宪法学乃理论创造，故必定从无数的洁问开始。
但我国的现实表明，新权威带来的是社会危机四伏。所谓制宪权，主要指政治体的总决断权，它不受时空限制，罕有的情况下的特定时间[36]是其唯一的政治法则。
[45]更为严厉的批评是规范主义者总是试图用法律程序技术过滤掉‘普遍性规范中的历史和政治意涵。将宪法规范的渊源从经由特定程序而产生的法律文本扩展到制宪权主体的其他行为模式，本质上是将制宪权主体—执政党—等同于宪法，乃典型的党即宪法的观点。
韩秀义：中国宪法实施的三个面相—在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17]规范宪法学视之为宪法中不可说的部分，而不可说的原因在于不必要说，仅仅认识了事实而已。[61]二十年前，刘大生便提出党主立宪的观点，但学术界的回应廖廖无几，我国宪法学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有病的学科。参见前注〔15〕，陈端洪书，第页。因此，在宪法学研究中，政党不会是相关的研究对象。[53]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人民网http：//cpc. people. com. cn/GB/64162/64168/64563/65374/4526453.htm1，最后访问时间：2012年7月7日。
规范主义的历史谋略，以德国为例，一方面是讨好现行体制，另一方面是致力于肯认德国近代法治国理念，通过具有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的规范限制公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在这一点上，宪法社会学明显区别于规范宪法法学，后者将经由特定立宪程序确立的文本视为宪法规范的来源，对宪法规范与政治事实作明确区分，为宪法规制政治实力构筑前提。
另一方面，作为我国宪法学的省思者，规范宪法学在证成我国宪法人权规范的至上地位时，援引的主要证据是域外统治机构臣服于权利法案的宪政理论与实践[8]凯尔森拒绝追问根本规范的正当性，实质是放逐基本价值，实定法最终沦为极权的帮凶。
引发激烈争议的是，在政治宪法学中，为规范宪法学所膜拜的人权神成为可有可无的尾巴，而规范宪法学极力隐去的主体——政党——却执掌主权，居于首位。对此，规范宪法学巧妙地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转换为违宪审查权，认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可审查作为立法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以化解自我审查的困境。
因此，在宪法学研究中，政党不会是相关的研究对象。【关键词】宪法学方法。规范宪法学以这些经典宪法和宪政模范国家为样本，理论上自然未顾及、事实上也无须关注政党—既然政党凭借国家机关而实现其意志，政党为体，国家机关为衣，确定衣服的尺寸，造就宪政的铁衣，政党自然居于宪法之下。[4] 参见李忠夏中国宪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规范宪法学认为，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可能孕生我国的规范宪法，而其形成，归根到底有赖于宪法制定权力的作用，即一种与实在的力的关系密不可分的东西。[17]规范宪法学视之为宪法中不可说的部分，而不可说的原因在于不必要说，仅仅认识了事实而已。
如果说政治宪法学将党和国加以区别的话，宪法社会学则建立了党即宪法的同一性理论。[20]总之，规范宪法学发声的地方，恰是立宪主义出场的时刻，而立宪主义现身之处，恰是其可能立足之处。
[58]政治宪法学批评我国宪法学不研究中国问题，专门研究假问题。另外，宪法社会学亦必然面临这样的追问在当下我国，作为执政党意志之体现的宪法典未能具有至上的实效力，宪法社会学所冀望的不成文宪法，何以能避免同样的命运？五、我国宪法学研究的展望走向政党宪法学规范宪法学虽未曾直接处理政党与宪法的关系问题，但其潜在意图是以国家机构的法治化整合政党的超宪法行为，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则直接回应了我国政党的宪法地位问题，视执政党为超宪法机关是其共同之处。
[8]规范宪法学的主张是返回到适度的接近规范主义、但又不至于完全退到法律实证主义的那种立场。政治宪法学认定规范宪法学具有强烈的彼岸取向，遂聚焦当下，以现行宪法序言作为分析的重点，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列为我国宪法的五条核心规范。邹平学：《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6 -7页。鉴于历史上执政党亦曾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发动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的文化大革命，[53]我国宪政建设的关键，本质上是如何实现宪法对执政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机关的至上地位。
宪法社会学则径直将二者等同。在这种二元对峙的理论结构中，政党与宪法的关系获得不同的理论安排，理论景观各异。
政治宪法学必沦为主权宪法学。规范宪法学所言及的返回规范，既包括文本中的人权规范，更包括返回人权价值，但倡导主要立足于文本规范达成对人权价值的论证。
我国执政党应当领导——现实中我国执政党确实遵守这一规则，切实地从政治、思想和组织等层面实施领导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为橡皮图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实遵守了这一规则，充分追认了执政党的基本政策。依其理解，不断重复的历史事实构成宪法规则，或者说应当确认为宪法规范，并继续得到遵守。
